2026年 04期
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问题导向
王炳林;熊绍祯;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时代背景和时代任务客观决定这一思想体系具有鲜明问题导向。在现实根基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生成于新时代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实践过程；在理论创新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以辩证思维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以系统观念构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总体方略，实现了正确提出问题、把握重点问题、切实解决问题的完整闭环；在实践旨归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聚焦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的各类现实矛盾，以科学理论指引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党领导规划治国的运行逻辑：战略引领、接续执行与价值凝聚
郭莉;徐歆雨;规划治国是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范式，它以中长期规划为总抓手，将党的战略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分阶段有序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梯次落地。党领导规划治国的运行逻辑体现为战略引领、接续执行和价值凝聚的统一。战略引领彰显历史主动与科学远见，厘清发展前进方向；接续执行推动目标梯次落地，打通实践行动路径；价值凝聚锚定规划共识的社会整合与认同建构，阐明规划治理的人民至上价值逻辑。三者逻辑贯通、协同共进，构建起党领导规划治国的完整运行逻辑。“十五五”时期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既是对党统筹发展能力的实践检验，也是充分释放规划治国效能的重要阶段。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范式
胡芳;周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是“十五五”规划明确的发展导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新范式。当前，以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深刻影响全球发展格局，如何将二者紧密结合是人工智能时代亟待回应的重要发展命题。研究立足人工智能产业背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中西现代化发展范式比较为分析工具，构建价值、功能、时序、供需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对这一发展新范式进行了阐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两类投资在功能上互促、在时序上协同、在供需上适配。目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面临认知惯性、结构失衡、时空错配、供需矛盾等约束,联动效能尚未充分释放。为破解这些现实瓶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亟须发挥人的能动作用，通过推动认知转换、优化配置结构、促进时空耦合、贯通供需循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
文明概念的多元意涵及其典型表述的“归位”辨析
颜晓峰;梁涌;在中国主流话语体系有关文明的表述中，文明一词呈现多元意涵。作为社会性概念，文明是指人类在社会交往中，为消弭人际行为与人际关系中可能存在的无序与冲突，基于社会发展要求和理性自觉建构的秩序化社会发展状态。作为道德性概念，文明是指个体乃至群体超越自我中心化，在自我的世界里看见、承认并尊重他者，以道德自律不断趋近人道与正义的道德品行。作为实践性概念，文明是指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作为文化性概念，文明是指一国疆域内或跨国地域中的历史活动主体，在精神活动、理性思维、文化创造等过程中长久积淀的正向智识成果。我国主流话语体系中关涉文明的话语表述，部分可归入其中某一维度加以理解，部分则需要从多种维度进行综合把握。
中华文化创造力的内涵特征、生成路径与世界意义
陈先红;蒋国亚;在世界文化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中华文化创造力成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文化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中华文化创造力不仅是一种面向自身的自我更新能力，更是一种面向世界的、倡导在对话之中交流互鉴、在差异之中和合共生的文明动力，具有连续性、融通性和协同性特征。依循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文化创造观，整合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双重视角，中华文化创造力的生成路径可以从个体与集体、具体与整体两组辩证互动的四维层面理解，即中华文化创造力生成“四体论”。中华文化创造力的世界意义，包括多元地方知识的跨文化转化、文明对话范式的主张和全球现代性的拓展三个层面，其创造过程本身即是一种具有互文性特征的文明对话协商实践。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理论阐释、现实需要与路径思考
刘有升;丁姣;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背景下，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务。从理论维度来看，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对表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各类文化符号的战略提炼与系统整合，涵盖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个维度，呈现深植历史又观照现实、统摄一体又涵纳多元、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鲜明时代特质。立足现实需要，构建一个系统完整、形象生动且动态开放的文明标识体系，能够为阐释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塑造中国形象提供文化资源和叙事支撑，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提升中华文明的价值感召力与国际影响力。在构建路径上，要坚守文化立场，明确人民、民族、人类的价值定位；坚持系统观念，形成多主体参与、多资源融合、多维度协同的构建格局；拓展世界眼光，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数字时代资本内在界限的变革与审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邹小华;黄明涛;资本的内在界限是考察资本及其运动过程的重要理论线索。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资本生产的四重界限，认为资本借助技术手段突破发展界限的调适，只会走向否定自身的历史进程。数字时代，资本凭借数字技术的生产动能，通过数字平台、数字劳动、虚拟货币和符号价值等新的增殖载体，对其内在界限进行系统性的数字延展。但技术的固定资本属性和资本矛盾运动的两面性，决定了此种自我调适不仅未能突破资本的内在界限，反而在资本增殖的新过程中引发新一轮的社会经济危机。为此，理应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语境，探索科学驾驭和理性利用资本的发展方式，引导人与资本、技术的同向发展。
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现实镜像与风险治理
郑志康;数智时代，数智技术的横向延展和纵向内嵌使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事”由“数”而变，“场”随“数”而新，“法”顺“数”而改，“人”循“数”而展，生成了意识形态情感叙事的新型范式。但在此过程中逐渐衍生“信息牧领”解构情感叙事内容、“圈层围铸”离散情感叙事空间、“方式弥散”弱化情感叙事效能、“反向规训”冲击情感叙事主体等风险。为此，必须在坚持“以事寓情”“以境唤情”“以术共情”“以人传情”的过程中，靶向规制数字资本，注重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内容优质供给；锚定监管数字空间，驱动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场景灵活营造；理性内嵌数字价值，深化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方式理性重构；规训解蔽数字技术，聚焦主流意识形态情感叙事主体能力有效提升。
论人工智能伦理的范式转换
陈常燊;在道德主体地位、道德责任承担等议题上，当前的人工智能伦理学面临一系列概念张力和理论困境，其根源在于绝大多数人工智能伦理研究基于西方主流的个体主义范式。个体主义范式的局限性在于其非关系性、非结构性和非分布式特征。解决此类概念张力和理论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人工智能伦理学的范式转换，即从个体主义的非关系性、非结构性和非分布性范式，转换为结构主义的关系性、结构性和分布性范式。结构主义的特征是强调关系项优先于关系、节点优先于结构、汇集优先于分布。人工智能伦理学的范式转换并不影响人工智能伦理学的严肃性和人工智能的道德实质性，反而能为我们重新思考人机关系提供理论启迪和政策依据。
“以中释西”文学批评范式建构研究
董首一;在中国文化史上，“以中释西”虽然曾零星出现，但是始终未成主要趋势。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我们基本看不到“以中释西”的案例。由于中国传统文论的阐释包容性，中西具有“文心相同”与“文化交融”的审美基础，以及中国文论有对抗“划一”与“去蔽”西方的现实需要，“以中释西”有着充分的可行性。在具体阐释策略上，可以采用“‘直接阐释’以发现西方”“‘问题阐释’以参与对话”“‘迂回阐释’以反思西方”三种方法。为避免文学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之间的脱节，“以中释西”的同时要有诗学建构意识，具体包括“激发传统文论新质”“构建‘杂语’诗学”“西方文论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