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要素配置、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是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选取2010—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内部控制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基准回归显示，企业内部控制和资源错配呈现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存在“过犹不及”效应；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点的上升，企业内部控制和资源错配的U型特征更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U型关系在国有企业、低盈利能力企业、低数字化企业以及成长期、成熟期企业中更明显；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进一步揭示，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水平的提升会削弱该U型关系，使曲线趋于平缓、拐点发生移动。研究为理解企业内部控制“过犹不及”的效应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也为企业结合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构建精准高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推动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指引。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独特价值观的应有之义，是党在现代化道路上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晶，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要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创新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享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开放发展。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干事创业全过程，要坚守为民造福立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弘扬实干担当精神、永葆廉洁自律本色，切实将其转化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人工智能作为具有强大引领效应的核心科技，为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提供了独特机遇和挑战。人工智能通过塑造高素质劳动者、数智化劳动资料和更广范围劳动对象实现生产力系统要素的优化组合，全面赋能生产力的质态化进阶。但囿于技术问题和不当应用，人工智能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极易引发人机伦理失序、责任归属不明和社会分化加剧等伦理风险。为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必须塑造价值对齐的人机伦理共同体、强化智能场景责任认定的法律监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敏捷治理体系和实现规制资本力量的社会主义智能应用，从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几十年来，学界对康德伦理学分别采取了建构主义和道德实在论的解读模式。建构主义解读强调康德的理性能动性和意志自律等理论，把康德伦理学看作是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能动性创造的建构主义理论。实在论解读则强调康德的道德法则和人性价值等理论，把康德伦理学看作是基于道德事实或属性的实在论理论。这两种解读模式对康德的道德法则、理性事实、绝对命令、人性价值和实践理性等概念都有不同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争论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和热点领域。梳理和探索这种争论的内容、意义和局限，对于重新理解康德伦理学、对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接受美学与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采用接受语境分析路径，考察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叙事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及其中国形象的生成机制。研究综合分析出版副文本、媒体评论与数字阅读平台的读者反馈，区分专业诠释群体与参与式读者两类主体，揭示二者在“意义预设-阅读偏移-反馈校准”中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21世纪初，译介与评论话语多将作品置入“苦难/创伤”叙事框架，“诺奖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解释路径；2015年以来，科幻与其他类型叙事的引入推动接受重心由历史政治化转向类型化审美，促成“未来/宇宙中国”“日常现实中国”等形象类型的并存与流动。总体而言，中国形象并非译介前即被预设的结果，而是在多层话语场与平台机制作用下，经由不同读者主体持续协商、修订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
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标识之一。在中国哲学中，忧患意识通常意味着对潜在危险或危机的认识和警惕，展现对于公共生活的深刻关切，并希望预判危机进而发挥人的主体能力来改变危殆境况。忧患意识推动人们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始终保持警觉、自省和进取，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动力之一。深刻的忧患意识，促使中国哲学家不断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反思天下治乱、民生疾苦、风俗善恶、制度优劣等现实问题，从而构建不同倾向的哲学体系。从先秦诸子到近代哲学的思想发展史上，忧患意识始终贯穿其中。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弘扬忧患传统，将哲学思考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现实性的思想力量。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关键课题。科学界定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的内涵，探究其价值引领、制度构建、技术驱动、协同整合、人才培育、国际叙事等多重维度面向，是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的先行之举。同时，要认识到当前文化领域治理实践面临的生态局势危机、体制机制协同瓶颈和网络生态风险防控难题三大核心困境。因此，应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根本目标，通过改善文化生态环境、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强化技术赋能治理和构建更具效力的文化国际传播体系等路径来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
“十五五”规划决策部署是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制定的规划指引，本质上属于新征程上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样态。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引领、动力激活、组织整合和作风塑造四个维度保障“十五五”规划决策部署的顺利推进，“十五五”规划决策部署实施成效也检验并进一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保障“十五五”规划决策部署的顺利落实，需要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主体自觉、组织力量、作风保障方面协同发力，持续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十五五”规划决策部署落实的质与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基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极端重要的科学研判，深刻阐释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现实意义；围绕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任务，明确揭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目标指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文化建设的根本立场，科学界定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价值原则；结合网络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时代要求，深化拓展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实践场域；遵循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工作方法，准确厘定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体责任。
站在世界历史演进的关键节点，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在内的四大全球倡议。四大全球倡议绝非彼此孤立的零散主张，而是逻辑自洽的有机整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为整体理解四大全球倡议提供了重要哲学视角。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可以明晰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前提是资本逻辑主导下所引发的世界历史问题，本质特征是对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一般规律的遵循，目标指向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要求是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