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2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
张士海;李自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基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极端重要的科学研判，深刻阐释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现实意义；围绕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任务，明确揭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目标指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文化建设的根本立场，科学界定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价值原则；结合网络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时代要求，深化拓展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实践场域；遵循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工作方法，准确厘定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主体责任。
强化党的自我革命：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决策部署的重要保障
岳奎;门杨启东;“十五五”规划决策部署是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制定的规划指引，本质上属于新征程上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样态。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引领、动力激活、组织整合和作风塑造四个维度保障“十五五”规划决策部署的顺利推进，“十五五”规划决策部署实施成效也检验并进一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保障“十五五”规划决策部署的顺利落实，需要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主体自觉、组织力量、作风保障方面协同发力，持续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十五五”规划决策部署落实的质与效。
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机理、风险检视与治理路径
刘正妙;聂兴旺;人工智能作为具有强大引领效应的核心科技，为人类社会生产力进步提供了独特机遇和挑战。人工智能通过塑造高素质劳动者、数智化劳动资料和更广范围劳动对象实现生产力系统要素的优化组合，全面赋能生产力的质态化进阶。但囿于技术问题和不当应用，人工智能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极易引发人机伦理失序、责任归属不明和社会分化加剧等伦理风险。为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必须塑造价值对齐的人机伦理共同体、强化智能场景责任认定的法律监管、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敏捷治理体系和实现规制资本力量的社会主义智能应用，从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科学内涵、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贺新春;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关键课题。科学界定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的内涵，探究其价值引领、制度构建、技术驱动、协同整合、人才培育、国际叙事等多重维度面向，是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的先行之举。同时，要认识到当前文化领域治理实践面临的生态局势危机、体制机制协同瓶颈和网络生态风险防控难题三大核心困境。因此，应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根本目标，通过改善文化生态环境、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强化技术赋能治理和构建更具效力的文化国际传播体系等路径来提升文化领域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
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意蕴与践行要求
何锡辉;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这充分彰显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人民立场。其中，一切为了人民是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导向，依靠人民创造政绩是正确政绩观的力量来源，由人民检验政绩是正确政绩观的衡量标准。从形成渊源来看，正确政绩观的形成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体现，是坚持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树立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人”之问、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执政理念、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新发展、推动中国共产党战略部署贯彻执行。正确政绩观重在践行，要求强化矛盾意识、做好调查研究、尊重客观规律、勇于实干担当、力戒形式主义、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于政绩创造的全过程。
以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蕴与路径
黄恩华;曾智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推动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指引。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式现代化独特价值观的应有之义，是党在现代化道路上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晶，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要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创新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享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开放发展。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干事创业全过程，要坚守为民造福立场、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弘扬实干担当精神、永葆廉洁自律本色，切实将其转化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走向世界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主——基于汪曾祺1987年的文化交流
冯仰操;汪曾祺1987年访美期间的文化交流，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事件，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主的重要一环，并彰显出其与历史传统、时代潮流的密切关联。首先，汪曾祺在演说中国时，接续沈从文奠定的抒情传统，既张扬个体情感，又建构了一个具有绵延性与抒情性的文学中国。其次，汪曾祺在对话世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身理论的原创性与文化的本土性，又反思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与不对等性，呼应了现当代学者会通古今中西的学术传统。最后，汪曾祺以中国文学语言体系与传统文论话语的建构为核心，引领中国文学文化自觉与学术自主的潮流，彰显出本土化与实践性的独特性。
中国当代叙事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接受语境与国家形象生成
薛禹彤;基于接受美学与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采用接受语境分析路径，考察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叙事文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及其中国形象的生成机制。研究综合分析出版副文本、媒体评论与数字阅读平台的读者反馈，区分专业诠释群体与参与式读者两类主体，揭示二者在“意义预设-阅读偏移-反馈校准”中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21世纪初，译介与评论话语多将作品置入“苦难/创伤”叙事框架，“诺奖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解释路径；2015年以来，科幻与其他类型叙事的引入推动接受重心由历史政治化转向类型化审美，促成“未来/宇宙中国”“日常现实中国”等形象类型的并存与流动。总体而言，中国形象并非译介前即被预设的结果，而是在多层话语场与平台机制作用下，经由不同读者主体持续协商、修订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
四大全球倡议的哲学意蕴——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
石德金;喻志荣;站在世界历史演进的关键节点，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在内的四大全球倡议。四大全球倡议绝非彼此孤立的零散主张，而是逻辑自洽的有机整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为整体理解四大全球倡议提供了重要哲学视角。基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可以明晰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前提是资本逻辑主导下所引发的世界历史问题，本质特征是对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一般规律的遵循，目标指向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要求是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统一。
忧患意识与中国哲学的精神标识
朱承;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标识之一。在中国哲学中，忧患意识通常意味着对潜在危险或危机的认识和警惕，展现对于公共生活的深刻关切，并希望预判危机进而发挥人的主体能力来改变危殆境况。忧患意识推动人们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始终保持警觉、自省和进取，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动力之一。深刻的忧患意识，促使中国哲学家不断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反思天下治乱、民生疾苦、风俗善恶、制度优劣等现实问题，从而构建不同倾向的哲学体系。从先秦诸子到近代哲学的思想发展史上，忧患意识始终贯穿其中。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弘扬忧患传统，将哲学思考与时代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现实性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