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2期
康德伦理学的建构主义与实在论解读之争
张会永;近几十年来，学界对康德伦理学分别采取了建构主义和道德实在论的解读模式。建构主义解读强调康德的理性能动性和意志自律等理论，把康德伦理学看作是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能动性创造的建构主义理论。实在论解读则强调康德的道德法则和人性价值等理论，把康德伦理学看作是基于道德事实或属性的实在论理论。这两种解读模式对康德的道德法则、理性事实、绝对命令、人性价值和实践理性等概念都有不同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争论构成了康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前沿和热点领域。梳理和探索这种争论的内容、意义和局限，对于重新理解康德伦理学、对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内部控制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
张虎;张皓雅;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优化要素配置、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是推动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选取2010—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内部控制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基准回归显示，企业内部控制和资源错配呈现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存在“过犹不及”效应；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点的上升，企业内部控制和资源错配的U型特征更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U型关系在国有企业、低盈利能力企业、低数字化企业以及成长期、成熟期企业中更明显；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进一步揭示，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水平的提升会削弱该U型关系，使曲线趋于平缓、拐点发生移动。研究为理解企业内部控制“过犹不及”的效应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也为企业结合自身特征和外部环境，构建精准高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耐心资本进入对企业就业吸纳的影响研究
孙攀峰;稳就业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支撑。基于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耐心资本进入对企业就业吸纳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耐心资本进入显著提升了企业就业吸纳水平，且这一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机制分析发现，耐心资本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与扩大市场份额，驱动生产规模扩张从而促进就业。异质性分析表明，耐心资本的就业促进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低政府补助企业和非劳动密集型、低行业集中度行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就业促进效应仅在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大行业中产生，并且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耐心资本进入虽然有助于提高企业员工薪酬，但是会改变企业原有分配结构。研究结论为驱动耐心资本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防范分配结构失衡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事实支撑与政策启示。
以粮食生产智能化维护国家种源安全的公共价值与推进策略
刘科;赵永奇;粮食生产技术为国家种源自主安全奠定了基础，种源自主安全与粮食生产技术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智慧育种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支撑，凸显了种源安全的公共价值，体现了技术创新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塑造的角色转变。智慧育种的公共价值为种源安全技术治理筑牢了根基。公共资源为种源安全提供了公共支撑体系，公共收益所具备的普惠性，使种源安全公共价值得以最大化实现。种源安全作为关乎国家公共利益的重大议题，彰显了公共性与协同共建的合作格局。因此，应围绕技术赋能与产业化实践，打造精准化育种科研创新高地，建设国家级智慧育种信息平台与数字化种质资源库，构建育种行业全链条，实现从实验室育种模式到市场导向育种模式的转型，从而为保障国家种源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低空经济数据安全风险的技术规制及其规范建构
黎江虹;王小雪;低空经济数据安全风险可分为飞行数据精度不足、非法拍摄侵犯隐私数据和泄露国家安全数据三类。行政规制在该领域存在重心偏移、规制空白的问题；公私法规范规制以行为调整与责任约束为核心逻辑，具有明显的间接性与迟滞性。技术规制的优势在于通过铭写指令与算法自动执行，直接规制数据安全风险，成为弥补传统规制缺陷的重要工具。技术规制需通过规范化实现可操作性，具体从三个方面推进：第一，构建飞行安全数据“黑箱”的层次化解释义务体系；第二，明确隐私数据隔离保护规则，设定敏感信息经识别即禁用的义务；第三，在分类识别国家安全数据的基础上，构建特定数据共享机制，明确数据泄露后的删除销毁义务。技术规制存在固有局限，对其优化调整需满足三重要求：在前端开展技术规制的代码检验，在中端强化规制过程的技术性正当程序控制，在终端落实技术规制的结果矫正机制。
人脸识别侦查证据的双重法律规制
张迪;数字技术发展催生依靠智能算法分析海量数据的新型证据。学界在“算法证据”“大数据证据”“数字证据”等概念的框架下从宏观上探讨其法律规制问题，未能聚焦此类证据的微观实践。人脸识别侦查证据在实践中运用广泛，是此类证据的典型例证，但其规制问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实证调研显示，人脸识别侦查证据在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等环节的使用存在形式化现象。比较法考察显示，在人脸识别侦查证据的运用上，美、德两国在审前阶段对数据获取、算法引入、程序启用等加以规制，在审判阶段对举证、质证和认证等加以规制。相较而言，美国采用审判阶段强规制模式，德国采用审前阶段强规制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对于人脸识别侦查证据的运用，中国宜结合传统法律制度和犯罪治理需求，合理借鉴德国在审前阶段和美国在审判阶段的规制措施，采用双重法律规制模式。在审前阶段，对海量数据获取、智能算法引入、人脸识别侦查措施运用等构建专门规制规范。在审判阶段，明确人脸识别侦查证据的举证、质证和认证规则。人脸识别侦查证据的规制方案可为算法证据的法律规制提供有益启示。